我的老婶——王殿勇

（营口之窗“营口故事”）我的老婶

文/王殿勇

那一年，二十二岁的李淑香，面似桃花，声似落玉，披红挂绿的嫁到了我们家，成了我的老婶；那一年，八岁的我和三个哥哥，在这一刻又重拾母爱。六十年的岁月，如风刀霜剑，把一个年轻貌美的老婶秒变成一个朱颜鹤发的老太太。虽然岁月无情，可老婶依旧是耳聪目明，周身轻松，洗衣做饭，样样都行。闲暇之余还天天刷抖音，发微信，若不是亲眼目睹，谁都不会相信这些事情竟是一个年愈八旬的老人所为。到了这个年纪的她，只所以能保持这样的状态，我想除了日常生活中具备良好的饮食习惯和做息外，更主要的是与她心目中那份固有的善良和修行有关。

老婶的家位于盖县杨屯乡苏子峪村。她出生在一个父亲是做木匠活的家庭，生活相对比较优越，初中毕业，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又天生丽质。她与老叔的结合纯属于是下嫁称臣，刚进门时，村里的人谁都说老叔有福气，娶了这么一个知书达礼，年轻漂亮的媳妇，可唯一担心的是看上去老婶的体质多少有些单薄，不像是一块堪当重负，能干大事的料，倒像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花瓶。再说了，我的爷爷又身患脑血栓，长年不能下地干活，我们哥四个又都是光吃饭不干活儿，只是做着那个年龄段该做的事情，只有父亲和老叔两个劳动力在生产队上班，由奶奶全程打理家里的一切琐事，家庭负担较重。以老婶的家庭和自身条件怕是过不了多久，要么是和老叔一起与我们另起炉灶，要么是她与老叔分道扬镳，反正她是不能与我们这一大家子人在同一口锅里搅马勺。一时间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一句话，这些人不是在看我们家的笑声，而是实打实的为我们家的实际状况捏了一把汗。可过了一段时间，老婶的行动像打破了某种魔咒一样，彻底改变了这些人的看法。老婶先是把奶奶的饭锅子揽了过去，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来做饭，吃完饭后还要喂鸡鸭鹅狗这一大堆的活儿要干，白天跟着奶奶到自己家的自留地里干活，空闲时帮助奶奶给我们一大家子人洗衣服，有时还帮助奶奶给我们哥四个做棉衣，为我们补衣服补袜子，老婶没来我们家时，由于我们家人口多，需要缝补的衣帽鞋袜自然就多，奶奶常常是按下了葫芦瓢起来，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像割韭菜一样，一茬接着一茬的没完没了，常常是这件衣服还没有补完，另一件衣服又破了，那个时候，所有的穿戴都是棉线的，不耐穿，有的还没穿过一水就破了，又没有钱买，多数家庭的孩子所穿的衣服都是补丁落补丁，破洞连破洞，就像现在的一些时髦人穿的破洞牛仔服，那时候别说是衣服了，就连鞋子都是破洞的，我们小时候就有这样的歌谣：“衣服带飞边，破鞋露脚尖，老师要学费，还得待几天。”尽管我们每天都像唱歌似的哼唱着，可在我们家的周围，都是豁唇子吃肥肉，谁也不嫌弃谁。自从老婶过门后，我们家每个人的精神面貌都焕然一新，穿戴那真是从量变到质变，达到了一个飞跃。我们不仅不穿破旧露肉的衣服，有时还能穿上一件新的衣服。记得老婶来我们家过的第一个春节的时候不仅给我和三哥两人一人一块钱的压岁钱，还破天荒的给我和三哥两人一人做了一件蓝斜纹的上衣，当时把我们哥俩乐得整天穿着这件衣服并拿着老婶给的一块钱在同伴儿面前显拜，把同伴儿们晃得眼睛都直了。要知道，那时的一块钱相当于现在的好几百块钱，我们平时兜里的零花钱都是几分几分攒的，上角的都很少，我放猪时用的鞭子都是用生产队种的青麻做的，几天就抽坏了，我看到邻居家的小五子放猪时用的是皮鞭子，往空中一甩“啪啪”响，把我羡慕坏了，做梦都想买个皮鞭子，当时的市场价是伍角钱一个鞭子，我愣是买不起，后来我就一咬牙一跺脚用老婶给我这一块钱买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根梦寐以求的鞭子，又从剩下的钱中拿出两角钱买了一本小人书和一根麻花，狠狠地犒赏了一下我自己，然后才把剩下的三角钱放在隐密处藏了起来。

也是这个春节，节还没过完，正是正月十五的时候，哥哥在熊岳高中上学，临走时没有钱交伙食费，老婶是结婚后第一年在我们家过春节，农村有个不成文的习俗，说是正月十五这天新媳妇不能看见婆家的灯，否则将会是猪吹胞刷油漆，外面亮里面空，一生必受穷。要想躲过一劫，必须到邻居家躲灯，所以十五这天，老婶就按照奶奶吩咐，去前院的刘文梅家躲灯去了，当时家里家外也实在是拿不出钱来，为了此事，老姑就找到了老婶，想同她借几块钱交伙食费用，老婶一听这话就嗔怪地对老姑说：“自己家人用钱还什么借不借的，那不是白菜地里伸镰刀，把嗑唠散了吗？”她二话不说，也顾不上躲灯不躲灯这码事了，立刻就跑回家翻箱倒柜的把她刚拜完新年亲戚们给的十多块的压岁钱全部给哥哥带走了。同年的夏天，哥哥和在校的同学们一起去北京上海等地串联，走了好长时间，等到返校时才发现放在寝室里的衣服都丢了，老婶得知这种情况，就把老叔结婚时置办的毛衣毛裤都给哥哥拿去了。

有一年的复天，连续二十多天没下雨，苞米叶子被火辣辣的太阳烤得直打柳，人坐在树荫下都冒汗，我又没有半截袖衣服穿，而是成天穿件很厚的家织布的长袖黑衣服，一到中午放学回家的时候都是满头大汗，有时后背都湿透了，正赶上老婶的弟弟也在我们家串门，我们管他叫大舅，他比我小两岁，个头儿和我差不多，大舅穿的是一件月白色的跨栏背心，老婶看到这种情况，就说服大舅，把他身上的背心脱了下来穿到了我的身上，这件背心的前面还印有两个“红星”的大字，当时有的人不认识这个星字，硬说是红军，为了这个字曾经闹出许多笑话。

几年后，随着我老叔家的两个堂妹的相继出生，我们家的日常生活的开资不断增多，仅靠父亲和老叔两个人在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来支付我们哥四个上学的费用和一家老小的日常开销是远远不够的。老婶的姨夫是个瓦匠，长年在外地干瓦活儿，为了缓解生活上的压力，老婶就让老叔跟着她的姨夫学了一门做瓦工的手艺，然后带着这门手艺跟着生产队的刘文和和张大贵等人一起利用农闲时间去外地干瓦工活儿，这样，时不时的还能拿回一些现钱来贴补家用，使我们家的日子比以前多少能宽裕些。那个时候生产队的人均收入低，秋后分的口粮也少，平均每人毛粮才三百来斤，根本不够吃，我们家一日三餐都是苞米茬子粥，有时还用瓜菜充饥，老婶看到我们家的粮食不够吃，就经常从她娘家大包小包的往我们家拿粮食，老婶的母亲说老婶是个傻狍子，别人家的姑娘出嫁后都知道想方设法的往娘家划拉东西，可她也不知道究竟是哪根筋搭错了，硬是瘸子屁股两拧。老婶看我们哥俩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也没啥好吃的东西，每次做饭时都很少用刀铲子搁搂锅底，为了就是能在锅底上多长点锅巴，盛饭时，老婶都把锅里面的锅巴用刀铲子戗下后给我和三哥两人对半分，而舍不得给我的堂妹妹们吃。有时奶奶看老婶跟着我们一大家子的人在一起吃苦受累，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就几次和老婶说：“淑香啊，要么俺们就分开过吧，作山还有个手艺，这样你的生活会好些，省得你跟着我们一大家子的人一起吃苦受累。”可老婶说：“这样过挺好，难得一大家子人这么和气，你的年岁也大了，分开后你还得再背饭锅子，等他们哥几个哪一个结婚了，有人替你做饭了或者是有谁实在是不愿意在一起凑合了，那时再分也不迟。”就这样一直过到哥哥结婚后看到有人能为我们洗衣做饭时，老婶才在奶奶的一再坚持下勉强同意了。

从表面上看，家是分了，可心没分，老婶对我的关照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她无论做啥好吃的，都给我和三哥盛上一碗。随着时间推移和岁月的更替，我们家里人员的变动像走马灯似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短短的几年里，哥哥嫂子进城了，三哥当兵了，二哥也复员结婚了，而一直疼我爱我的奶奶也因病去逝了，那时和我一起生活的人就是父亲、我、二哥、二嫂和小侄子共五个人。当时二哥在农机站上班，为了二哥上班方便考虑，在七八年春天我和父亲跟随二哥他们一起搬到了农机站附近的东房身小队，从那以后我和老婶老叔他们算是从真正意义上分开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很不适应，也很想念老叔和老婶，便隔三差五的跑回去看他们。后来二哥因公殉职，二嫂改嫁，我也通过高考，去外地上学了，家中只剩下父亲一个人，等到八一年春节，经人介绍，父亲才和继母走到了一起。八二年因为水库动迁，老叔和老婶他们在父亲的极力撮合下也搬到了东房身，在我们家西屋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在我们家的前面盖了房子。从此父亲和叔婶他们之间又有了相互的依托和照应。尤其是父亲晚年，在继母过逝后，父亲除了在哥哥和三哥家的日子，其余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老叔和老婶家渡过的，即使是在父亲病重和逆流之际，也是由老叔、老婶和我们哥三个一起照顾的。并且在此期间，我们哥三个的吃住都由老婶和老叔一面承管。在我们哥几个的心里老叔和老婶的家就是我们的家。眼下，虽然说父亲早已不在了，我们家的那处老宅也是改名换姓，物是人非了，但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家，一直都在，因为叔婶在，家就一直还在，也是从老婶进门那刻起，老婶就成了作为我们母亲的代名词。老婶虽是婶娘，却胜似亲娘！

每逢年节，我们心中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回来看望老叔和老婶，每每看到他们的时候，就会感到爹一直都在，他们是这个家中不可分割的整体，只不过在这个时间点，爹可能去外面干活去了。这也是对家的一种特殊的情感和固有的惯性思维模式，在我心里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一旦因为某种原因而不能及时回来时，心里就像少了一个程序似的感觉特别困惑。因为叔婶对我们太好了，尤其是老婶，每次回来他们都为我们准备很多好吃的东西，有一个人吃不到她都难受。一方面是基于情感层面，另一方面也是老婶的大度和宽仁再加上生活的富裕，每年春节前都杀两头猪，先是在元旦前后杀一个，让我们大伙儿连吃带拿，我们哥几个像鬼子进村一样，将老婶事先备好的东西洗劫一空，而老叔和老婶再杀一个猪留着过年时享用。在每次老叔过生日或者是国庆节的时候，都要杀上一只一百多斤的绒山羊，让全家人热热闹闹的坐在一起，欢天喜地的吃上一顿或几顿，有因故未到的还给备上一份。时间长了，怕瞎了老人家的一番心意，只要是叔婶的一个电话，我们便召之即来。有一年的十月一，我因工出差，未能及时赶回去，老婶就连肉带汤给我留了一大盆，等我回去之后，一连吃了好几天还没吃完。

针对此事，有人表示赞同，说老婶心眼儿好，积德行善，必有好报；也有人说老婶的心眼太实，这年头，有时连自己的儿女都指望不上，你对侄男和女再好，到头来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还不是在你家吃你的喝你的，玩够了后拍拍屁股就走人，真正有事时还是不好使，有那钱还不如自己攒点或者是给自己的儿女用。老婶说：“我对他们所做的一切，压根儿就没奢望他们能回报什么，只不过是觉得这几个没妈的孩子可怜，从来到这个家的那一刻起，我就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孩子，头大的两个不说，而最小的两个纯属于在我的手底下长大的，有一口东西他们吃不到，我都心疼。我看着他们在逢年过节时一大家子人围在一起的热闹劲儿，我比什么都高兴。今天，我有这样的好身体，有一大帮好儿女和今天的好日子也许就是因为这点善心感动上苍，是上苍给我的福报，你看那些平日里精打细算，抠抠搜搜的人他们的日子过得有几个好的。”

老婶的话太对了！虽然语言朴实无华，但却深明大义。常言道，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当一个人做一件好事时，心情愉悦，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都感觉心里舒服，若是做一辈子好事，心里就会高兴一辈子，而高兴一辈子的人，身体能不好吗？与此同时，有许多好事也会接踵而至。想到这里，我突然明白了，原来老婶的一生都在做着同一件事，那就是修行。

多年来，一向不善言辞的我，尽管深知老婶对我的抚育之恩有多么深厚浓郁，甚至是让我刻骨铭心，都是因为羞于启齿的原因，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场合都不曾用半句语言向老婶表达过，包括酒桌上和母亲节的时候，几乎都到嘴边上的那些肺腑之言，就是说不出来，只能是将这份感激之情一直深深地埋在心底，但在此时，不知怎的，我却情不自禁的拿起手机，播通了老婶的电话……

供稿作者：王殿勇（营口）

原创发布：营口之窗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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